莱希维恩和陶行知“手脑相长”的教学方针使人追忆起裴斯泰洛齐在1802年的巴黎备忘录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倡导头、心、手（智、德、体）三种要素和力量相衔接，并发挥互动作用。裴斯泰洛齐本人也曾努力将幼儿教育与农业劳作相结合。裴氏这种用来打造人的主要教育手段应视作莱希维恩和陶行知共同的思想源泉。
陶行知受到裴斯泰洛齐及其以儿童的社会行为和心理发育为导向的教育学的启示，[445]进而认识到，“中国社会对于小孩的教育普通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独立。这中间缺少渐进的桥梁。”[446]他想用一种新型教育来克服这种缺憾，这种教育旨在不让儿童“吃书”，而是成为生产、建设、实验、创造、改革的“小工人”。[447]
莱希维恩在《创造中的学校百姓》中流露出对裴斯泰洛齐的钦佩，其内在的思考与陶行知颇具可比性。他说：“裴斯泰洛齐在这方面始终是一个鲜活的示例，即如何从教育现实中和个人深刻的审视中勾画出一幅通行的教育图景，并与此同时带来一种可行的施教思路。其中包含着将儿童及其对母亲和民族，对劳动、自动和事业的原生情结视为不容变更的价值，既按自然性状对待儿童，又要重视他肩负的道德操守。”[448]
莱希维恩从历史和政治的视点观察裴斯泰洛齐所说的“头、心、手”，认为这些基本能力反映了“人体器官的协调一致，就总体而言是人形体的协调一致”。他从中引申出了现实意义：“我们从这个基本立场中也有新的理解，在他看来还有些东西分别同时并存，不管怎样，他出于自身的经验说出的实话使我们重新思索：‘没有一种生活的力量是通过言语说教得到延展的，而总是通过实际践行，爱通过爱而延展，信仰通过信仰而延展，思维通过思维而延展，行为通过行为而延展。’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汇聚成鲜活的证据，我们也由此找准了塑造我们教育的源点。”[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