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西方人物当中，唯有林肯被陶行知推崇为终身效法的民主楷模。陶在毕业论文里间接转述了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中关于民主政治的名言，甚至在他逝世前的1945年还亲自全文翻译了林肯的这个演讲。[363]林肯的这段话后被孙中山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并由此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热烈追捧。[364]陶行知不仅把林肯的表述作为警句无数次在著作中引用，而且还仿效其内容和格调用来定义自己提出的“生活教育”和“民治教育”。此外，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1948）1930年撰写的林肯传记《亚伯拉罕·林肯——我们的先烈总统丰富的人生故事》是陶行知最钟爱的作品，是他1938年环游世界时随身携带的不多的书籍之一。
（二）第二阶段：政治和经济的根本原则在于平等，个性和思想发展的原则在于自由
陶行知在美国三年的留学生活，尤其是之后在国内大学任教和推广大众教育的十年经历，进一步地拓展了他对民主的理解。这种拓展反映在他1927年的杂文《平等与自由》里，他在文章中评述了孙中山、梁启超以及胡适的观点，同时也具体地阐明了他对民主基本原则的己见。
在文章开头，陶行知按照孙中山的三点看法指出了平等的意义：
——不平等，是由阶层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所决定的。
——假平等，有些反对不平等的人企图通过平均主义平抑人的差别，而不顾及前提条件的差异。
——真平等，是努力创造政治和经济上平等的立脚点。[365]
陶行知称孙中山对平等的解释“有很大的贡献”，但对自由的解释却不太清楚。孙中山只着重强调国家的自由，因为他认为，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忽视国家自由是中国深陷窘境的原因。他担心，强调私人自由将会导致主张不同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孙氏甚至断言，“中国人骨髓里都含有无政府主义”，所以“想到国家危险时，固然是要自抑私人之自由。”[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