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这些警句引自五经中的《礼记》[2]，它们强调了教育的基本职责。自古以来中国人总是在使教育与国家保持一致，也总是将教育归并至政治、社会的那套概念之中。不管它旨在培养道德，还是意欲造就领导之材，它都具备国家的职能。人们就承认它是一种国家的职能，尽管各种非政府的机构及个人也参与实际事务，但这种国家的职能却始终将国家的最高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
国家的这种特点以及这些有关教育作用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它表明中国人对引进外国的信条及实践在政治、社会上所要冒的风险早就有所意识，也表明教育上的引进成败与否，与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改造情况休戚相关。
我在此仅对外国教育思想渗入中国的各个不同阶段作一描述，力求找出每个阶段的特色。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论及当前中国教育制度对外开放、交流的情况时，能有所启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可分四个时期。起先，中国人把外国教育看成是纯属专门范围里的新知识的载体。然后，从19世纪90年代到1925年，他们采用某种兼具解放及统一作用的外国教育模式。从1925年到1949年，则是一个折中地对待教育借鉴的时期。自1949年至今，他们对过去岁月的教育引进，进行了谴责及一系列的否定，与此同时，国内外情势的发展也使旧的模式事过境迁，影响、意义不复当年。
作为新知识载体的外国教育
欧洲教育实践的情况起初是由耶稣会修士在17、18世纪传至中国的。耶稣会的神父们尽管用科学技术上的专长为皇帝服务，却并未在中国建立任何教育机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他们的专门知识来结交中国的士大夫，但此举并不是出自正式的指示。他们在钦天监任职，协助其同僚工作，却甚至连一所培训科学人才的学校也未建立。中国当地教士的培训，是在国外的神学院里进行的。从1581年至18世纪中叶，被授予神职的只有45人。[3]耶稣会修士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教育原则的创新上，实际上也没有专注于推理的方式，他们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的内容。明末的中国士大夫不管这种知识是道德、哲学的，还是科学、技术的，都将其看得浑如一物，几乎都对其交口赞扬，称它为“天学”、“西学”。[4]但从18世纪中叶起，已普遍地将传教士的教学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受到尊重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是遭到抵制的宗教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