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八卷)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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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要义和总体构架

20世纪的前30年,教育改革运动波及全世界,并各树一帜,如在美国称作“进步主义教育”,在德国称作“改革教育”,在中国称作“新教育”。这个国际性的改革运动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现代学校模式和先进的教育方略。各国改革家们尽管在教育理论或教学法上各具特色,然而却殊途同归:依据儿童心理,培养、开掘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革除陈旧、落后的灌输式学校教育。这不仅是那股教育改革浪潮特有的标志,也是两位分别来自中国和德国的教育家陶行知与莱希维恩改革探索的重要共同点,虽然两人一生都未曾谋面,但在许多方面上却似曾相识。

陶行知是许多积极参与了那场教育改革运动的中国教育家之一,他通过不断地分析、批判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教育,并吸收、改造西方教育理论,特别是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学说,力求设计出一套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方略。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独创的“生活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在政治上,他属于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从属于国民党,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巨头之间。他们在中国形成了“第三势力”,并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国民党打压而日益倾向于共产党,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又沦为“极左”政策的牺牲品。陶行知在政治上的这种定位或许恰是他本人及其著作无论是生前还是逝后总是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读大学期间开始涉猎陶行知的生平和著作,而十分有趣的是,最初竟是通过我的德语老师艾哈德·内克曼(Erhard Neckermann)先生的引介。这位德国汉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伊始就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以陶行知作为主要对象,从事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研究。此后又利用1978至1980年在华任教的机会,积极为撰写关于这位中国的改革教育家的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尽管完成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他的计划却由于职业等原因未能最终实现。1993年,我在德国马堡大学完成了传媒科学的硕士学业后不久得知,来自南京的同胞丁伟祥由于突患重病,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已在科隆大学从事了数年的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以此获取博士学位的愿望。两位先行者未竟的夙愿以及从陶行知非凡的生平业绩中获得的巨大震撼成为直接的动因,促使我决定为此再做一番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