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去二聋的时候，教育部要求我们若国家需要随时回来，可是1961年过后不到两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候我作为年轻教师，也是年轻干部，就被安排下工厂劳动。我到过低压电器厂，下过郊区的城子煤矿，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1963年“四清”运动正式开始，我又被安排到北京通县（现在的通州区）的牛堡屯公社于家务大队搞“四清”。当时我就住在老乡家里，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借着这个机会，我开始了解农民，亲身体验了自己要为之服务的人民到底是怎样生活、怎样劳动的。接着从1964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顺义北小营公社（在公社当工作组组长）、通州高辛庄公社北刘各庄村（工作组长）和后沙峪公社铁匠营村（在村中当工作队长）的“四清”运动。当时的教育部被解散了，我们调到高校这件事也就根本不用想了。
这段时间的经历使我受了不少教育，比如说怎么做群众工作。我进中学时就知道要“为人民服务”，可是“为人民服务”到底是什么，在莫斯科、在北京，我了解不到那么多。在莫斯科，我不用操心吃喝，在北京城里的时候，我也基本衣食无忧。可是到了北京的郊区，我才真正了解到，为我们种粮食的那些人是怎么生活的，粮食是怎么来的。过去我们都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是当真知道吗？没有在农村待过、干过，就不知道。北京市郊区——靠着首都北京——的农民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农民的日子到底怎么样，只有看过了，和农民一起干过、生活过了，才知道。
“**”期间，我还被下放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过。那时种水稻需要到几里地外去运沙子、填水坑。当时我推着独轮车，带着铁锹，从干校往北，沿着马路去运沙子，一个上午只能推一趟。我还到过农村挑水抗旱，一担水一挑就是二里地，从这边打一桶水，到那边去浇地。这些活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现在我还可以轻松挑起一担水。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建设奥林匹克公园时，我就帮建筑工人们挑过水、修过厕所。“**”期间下放的干部们都分散在老乡家干活吃饭，我们要把粮票和钱交给派饭的老乡家。哪家农户被派到这个任务，我们就按规定把粮票给他们，他们做什么饭都是这个价钱，做好的、不好的都是这个钱。开春的时候粮食不够吃，我们就吃发了黑的白薯干。把白薯干蒸一下，蘸点盐水，就是一顿饭。这还是在北京的郊区，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真的不敢想象，老乡种的粮食是给我们吃的，我们的粮票都是老乡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就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