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升高中，报考了北京市第四中学（简称四中）。过去北京高中录取名单的公布是各个学校在门口贴红榜。我考高中那一年，北京市的高中录取名单由《光明日报》放榜，那个时候人也不多，《光明日报》登了一个多版面。四中的名单里，第一名是张季伦，第二名是乔立恭（也是我平民中学的同学），第三名便是我。我被分到高三（一）班学习，班主任是周成杰老师。
在四中的体育场
进四中后，一个班40多人，同学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学习氛围浓厚。学校师资力量强，教我们化学的老师是刘景昆、沈松源，教物理的是张子鄂，教语文的是向锦江、黎靖，教数学的是管恕、周成杰，教地理的是周额青，教历史的是孙荫柏，教音乐的是凌青云，教体育的是韩茂富等人。其中，韩茂富老师是国际篮球裁判，曾执法国际赛事，这在当时的中学老师里是头一个。他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老师，虽然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体育很好，还是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记得他的一件趣事：早上做早操，他在前面带操，要求我们左右两臂和两腿分开，他说“前腿在前，后腿在后”。大家一听顿时懵了，哪一只是前腿，哪一只是后腿？后来大家缓过神来哈哈大笑，原来应该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老师嘴快说错了。
学校有爱祖国运动会和劳卫制[1]，我们大家努力争“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非常重视体育锻炼。我努力锻炼身体，跑步和引体向上等项目都能达标。高中的学习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社会发展史这门课。那时候我个人的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愿意了解社会的发展。讲课的老师是留校任教的聂大江老师（后来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知道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看了苏联出版的中文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著）。我记得在四中饭厅兼礼堂听过一次地质队员的报告，知道他们为祖国找矿的艰苦生活，很感动，当时心中就萌发了为祖国需要读书和贡献自己的想法。四中的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渐形成，使我明确了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辈子要如何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