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暑假的一天，我去一所师范学校讲课。他们约请我讲讲当前道德教育的问题，我自以为对道德教育还算有几分思考，凭着自己平时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料、事例和对当前道德教育问题的几分“独到”的理解，“头头是道”地讲了两小时，自我感觉“良好”。我便问听讲的老师还需要我讲点什么，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头发有些发白了的老师突然站起来，大声地说：“不要讲了！滚出去！你讲些什么？雷锋也不要学了？道德教育也不要搞了？我坐在这里已经忍无可忍了，国家培养你干啥？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拿××学位？大家都走！不要听了。滚出去。”大声说话的同时，好像是接连拍了几下桌子。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也都愣住了。等缓过神来，我连忙跟那位老教师解释：“老人家，您可能误解了。我并没有讲不要学雷锋，更没有说不要道德教育。”愤怒中的长者根本就不听我的任何解释，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喊大家走，然后自己从中间愤愤然擦身而出。我记得很清楚，他转过身走出去，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
我的讲课怎么会让那位长者如此伤心？“伤”的什么“心”的呢？“伤”他的“心”其实“伤”的是他心中固有的道德观和道德教育观。他心中的道德及其教育观念的核心，似乎就是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像雷锋一样的道德高尚的人，要张扬一种纯粹的、高要求的、以社会为唯一价值本位的伦理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在传统社会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语境里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被这种价值理念所浸染的长者，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这种伦理价值的发自内心的担当者和坚定的维护者，并理所当然地视这种行为不只是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而且自具几分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