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没能成为广州培英中学的避风港。
培英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毅然返回广东，在山区辗转。有险情就避却，有希望就前行。在白绿旗帜的鼓舞下，培英师生求得了生存，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日本侵略军的非正义性质注定了它最终失败的必然。1945年抗战胜利后，培英返回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培英由私立改为公立，归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谱写出胜利的篇章。
（一）返粤地，赴曲江
在澳门办学半年后，风波又起。
1942年6月，广东日伪教育局电话命令培英中学回广州复课。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培英中学严词拒绝了回广州复课的命令。
为了不拖累澳门的有关学校和机构，1943年夏，广州培英从澳门迁回广东。他们不愿回广州，而是一路朝北，师生先步行至清远，后搭乘竹排到达粤北曲江，幸运地免费借到曲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夜校的课室——这间夜校的校长王以敦先生是培英的校友。
培英中学与夜校的课程安排正好“互补”，故此得以白天借课室上课，晚间交还夜校使用。这样的“互补”本是天作之合，然而，天作之合的享受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星期。
培英中学借夜校课室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日军飞机疯狂进犯曲江，一枚炸弹落在市中心的中央公园，青年会夜校的房舍被震塌。幸好师生均已疏散，但不畏牺牲坚持留守校舍的校长傅世仕被炸弹炸飞的碎石击伤头部。
受伤的校长傅世仕认识到，学校安置在城市太危险，因为城市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于是，教师们分头到郊区找校舍。当时，刚好曲江县（现曲江区）城郊外有家工厂挂出消息，说急卖厂房。这是广东最大的南方被服厂，用作校舍比较合适，但要价32万元。傅世仕校长立即组织人员开始筹款，他们马不停蹄先到桂林找熟人，但两周仅筹得六七千元，离32万元差得甚远。手中无钱，不敢跟被服厂签买卖协议，那么大一块厂房和地皮，随时可能被人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