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之运，与国之运密不可分。
一部培英史，就是一扇展示广州史乃至中国史的窗口。培英中学变迁发展的身影，无不深深印上时代的烙印，无不处处反映国家的命运。
一百多年筚路蓝缕的历程，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曲折，有太多的艰辛，也有太多的喜悦和感动。
（一）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民国初年，广东战事不断，政局动**不安。
那夏礼博士的离世，对培英乃至广州教育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根据那夏礼博士的遗愿，在培英广大师生的拥护下，那夏礼博士的长子那威林先生子承父业，接任校长。
那威林先生接任校长时，他的姑姑，真光书院的校长那夏理女士仍在位。从1872年至1917年，整整45年，那夏理女士一直是真光书院的校长。
那威林先生生于美国，成长于广州，对中国，对广州，对培英有深厚的感情。那威林先生担任培英第二任校长后，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浪潮中，掌舵培英前行了6年。在6年校长任期上，他扩大了学校面积和办学规模。那威林校长本是希望像他的父亲和姑姑一样，为学校的发展奉献一生，但他突然收到一个消息——教会学校的教权一律收回教会。1919年，那威林先生接到美国教会新的指令后，依依不舍地卸任培英校长。那威林先生返回北美后，曾出任加拿大华人教会总巡。
后来，据那威林先生的儿子、出生于花地的诺亨利回忆，那威林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回到美国，直到晚年仍常常跟家人诉说他明明是中国人，却不能留在中国继续办学，感到无比遗憾。
那威林先生卸任的当年，美国教会与其他西差会接管培英，委任关恩佐先生主持校政，并将培英书院更名为“协和中学”。关恩佐先生不是牧师，但他曾留学美国，美国教会及西差会都与他较熟。关恩佐先生是培英的首任华人校长，也是培英的首位非牧师校长。在当年学生的印象里，关校长博学多才，仪表非凡，平时严肃，擅长辞令，言简而意赅，最注重守时与效率。他在任时，花地听松园已日久残破。政府拨出白蚬岗一幅地块迁校，但不能拨款。关恩佐校长远赴北美筹款，可惜未如理想，迁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