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指标是我们描述宏观教育事业发展、认识教育事业发展内部结构特征的工具。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推出《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回忆当年波澜壮阔的“普九”攻坚，“穷国办大教育”的众志成城，在一些关键指标上，我们一路向前，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与发达国家“可比”的国家。另一方面，这些指标显示，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教育事业也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从规模扩张走向全面的结构调整，当年的社会动员战略和工作方式都需要改变，从可见的大发展、大扩张，走向细致的供给结构调整、供给体制探索和教育需求干预。
站在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点上，《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卷》还具有学术意义。在扩张阶段，教育指标的作用一直是描述发展和增长，于是，在很多人的眼里，指标的作用便是描述规模和结构比例的变化。事实上，指标的设计是和关键的政策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当教育事业走向内涵式发展道路时，指标的设计理念也要因此发生变化，指标还要能回答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教师，有多少学龄儿童进入哪一级教育。但是，指标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家庭和各级政府分别担负了多少，这样的分担对于家庭的代价感是多少，分布如何？教师的工作时间在教学、辅助工作和学生发展方面的支持分别是多少？在高中和大学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没有上高中和大学的是哪些人？年轻人从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的过程，有哪些入学模式？教育指标在分析教育政策和监测教育事业发展方面的功能还远未呈现出来，需要学术界更多地理解教育政策的信息基础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