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面看，在人际交往中主动迎合他人的动机不外乎是为获取更多有利的资源，减少对方给予伤害的可能性，或为了提升自己的价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迎合他人”有时也是善解人意的体现。这种人也容易与他人相处，人们也愿意与这种人相处。当然，为了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迎合他人也是一门学问，如能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会使交往双方的关系更为融洽。反之，这会让对方觉得你虚情假意或另有所图，反而让人小心提防，使关系疏远。
从以上对人际和谐心理的各种表征的阐述可知，在注重人际和谐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做出人际和谐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可能并不建立在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判断上，而是将重点放在决定了对、错之后，如何在保持人际和谐的基础上，把自己认为是对的具体地做出来。在具体情境中，选择如何去做的途径或技巧，才是中国人思考的重心，务必令自己的行为，能维系周围的人际和谐。这种以人际和谐为目标，注重自己行动后果的思维架构，可能使人们在思考“如何”去做时，一是不冲动地采取即时行动；二是顾全大局，全面考虑所涉及的人和事；三是注意自己的行动对全局中其他人所产生的后果；四是采取中庸之道，以对大家来说，以合情合理的途径来行事。[35]从这方面来说，中国人人际和谐心理的表征也是中国人所使用到的尚和“功夫”，反映了中国“做人难”的道理。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时流露出来的人际和谐心态表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日常表征之间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但也需指出，中国人讲的“和”，强调的是要于事物的多样性中求得和谐。这样，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时推崇“和”的心态，也是以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为前提去谋求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既承认人与人之间个性差异的存在，又主张互补互济，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以便营造出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人际关系。此思想至今看来仍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中国关系取向的社会中，一些“尚和功夫”便是做给混合性关系的其他人看的，而真诚行为则只能显露给情感性关系的自己人看。从中国人在实际的与人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人际和谐诸心态可知，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人的求和举动实际上又是一种求“同”的做法，即为了获得一种勉强的和谐人际关系（面和心不和），中国人有时又不惜压抑甚至取消自己的个性与真情，以与他人或群体保持一种单一性的一致关系。这就是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一味求和所带来的弊端所在。此弊端的存在，使得有些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难以做到以诚相待，而是“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这表现在某些“社会智商高”的人精于世道，懂得配合，善于表演，做人“圆滑”，甚至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或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人际和谐心理中的“和”，也于不知不觉中渗进了“同”的成分，再不是“君子和而不同”中那个纯粹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和”了。个中原由，至少有二：就其内因而言，“和”要求做人谦和、和睦，这样，甲方在与乙方进行交往时，为获得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有时就不得不放弃或保留自己的观点，而去迁就或迎合乙方，于是，于不知不觉中滑入了“同”，这说明和与同之间的界限本不是泾渭分明的；就其外因来看，或许是封建专制思想加强的缘故，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人的思想，从内心不喜欢“和”而喜欢“同”，但因孔子儒学非常推崇和而鄙视同，同时孔子儒学在后世又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迫于这种文化的压力，一些封建统治者至少从表面上讲，是不能明目张胆地要同而不要和的。两厢妥协就产生这样一种结果：表面上打着尚“和”的牌子，骨子里却是尚“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