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的文教政策
（一）秦代的文教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君主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秦朝以法家思想指导教育实践，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
（1）统一文字。先秦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所用文字也有差异，不利于秦统一后政令的推行。因此，秦朝建立以后，以小篆为文字形体的标准，采取“书同文”的政策。这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定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一步。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对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2）严禁私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需要，严禁私学，并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残暴措施来达到这—目的。
（3）吏师制度。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秦采取了由执法官吏担任教师的教育政策。这种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专职教师的制度，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二）汉代的文教政策
汉初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议，确立了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心的文教政策。为确保儒术“独尊”，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在《天人三策》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儒生培养和做官的前途，儒学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