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建立在分封制、井田制和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奴隶制国家高度繁荣，文化教育获得突破性发展。周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全国土地的拥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之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则委派士来管理自己的产业，各级奴隶主贵族的爵位和财产均要由嫡长子继承，由此建立起严格的世袭等级制度。为了有效维护这种政治秩序，西周统治者将政策核心由重神转向了尊礼，高度重视“礼”教的价值，力图借助伦理观念来规范人心，使社会各等级都能遵守礼制。鉴于此，马端临将西周的教育特点归纳为“以礼造士”。等级名分观念的培植成为教育的中心任务，中国古代重德轻智的教育传统由此起步。
一、西周的教育行政体制——“学在官府”
学在官府，是中国奴隶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这里的“学”，并非学校之义，而是指学术、典籍。西周时期，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由国家垄断，学术典籍都掌握在官府手中，所谓“惟官有书，惟官有器”。官府是传授专门知识的唯一基地，官府有学而民间无学。
“学在官府”具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政教合一，即学校直接设置在官府之中，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一体，教育与政治紧密相连；第二，官师合一，即教师由官吏兼任，官员既是教育管理者也是教师，官职是教职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社会分工尚不明确，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教师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但其地位不低。
二、西周的官学系统
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西周的学校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制系统。整体而言，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大类。设在国都，由中央政府办理的学校统称为国学；设在城郊之外，由地方政府办理的学校统称为乡学（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