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1年巴尔福的首个英译本《庄子》问世，《庄子》英译的过程已有一百三十余年的历史。《庄子》的英译史也是英译者对其接受阐释的历史。译者身兼双重身份，即原作的读者和译作的作者。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是不可避免地先在地具有了自身偏好和预设的读者，因此他们在翻译时很难如镜子一样原原本本地反映原文。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受制于个人的审美体验和认知作用的局限而能动地进行翻译。《庄子》英译本为我们提供了文本证据去反观译者的审美体验和认知模式，使我们可借以与原作所力图展现的审美体验形成比照。本文侧重以审美意象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审美等效问题。
《庄子》的哲学具有美学特征，它以有形寄寓无形，以有限表达无限。《庄子》的哲学不同于逻辑思维谨严、层层推理演绎的现代哲学，它是在意象思维主导下产生的诗性的人生哲学。它对人生义理的阐发寄托于奇诡迭出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象的出现不是庄子通过外求“格物致知”的结果，而是他转向内心探索的精神境界之升华。显而易见，出现在《庄子》中的审美意象不同于外界事物自身呈现出来的“物象”，而是经过庄子的意象思维加工而变形的庄周内心的“心象”。我认为，《庄子》作为一个哲学文本，其中包含的审美人生观是庄周情志的外在表现。从作者创作到译文产生所经过的步骤是：作者情志——意象表现——译者接受——译文再现。
在结合庄周所处的历史背景对《庄子》文本进行分析后，我认为庄子实现了自我在精神上超越的三个阶段：处世——超凡——体道。本文对表达这三个阶段的审美意象进行了分析。同时，我还通过译者对审美意象的具体传译方式、译者的注解、译者序、跋等方面的文献，较深入地分析了译者对原文审美意象的接受。在进行这一研究时，我把重心放在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上：一、译者用译语的“对等意象”置换原文意象时，是否把与译语意象相关联的一系列不同于源语意象的审美体验强加于源语文化？二、译文中围绕着该意象的用词是否烘托了与源语意象褒贬相反的审美情绪？三、译者在对原文意象理解的基础上，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来传达原文意象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