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列宁说过一句话，历史常常与人开玩笑，当你想走进一间房里去，却发现自己走到另一间房去了。这话意思是说，客观事物的发展并不常常顺应人们的主观愿望或者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话含蕴的唯物主义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但是，有时听了这话，感觉好像有一点宿命论的味道。它似乎在说，人干什么事受着一个不能预知的偶然的力量，有人称它为“命运”的摆布，主观的愿望和志趣并不起多大作用。
我现已处垂暮之年，回顾一生和音乐的关系，我对列宁这句 “走错房间”的话曾长期产生强烈的共鸣，即我原来朝思暮想走进音乐这间房间，而且这间房几乎被我进成了，后却发现自己出现在另一间房里—与德国语言文学打了45年的交道，也就是说，在另一间房里待了大半辈子。但是奇怪！终了，我又回到了原来那间房—音乐：从1986年起在北大教音乐，一直教到2004年，时年81岁。告别讲台后，占据我生活大部分的还是音乐，听的一直是音乐，读的和写的也是有关音乐方面的居多。这又叫我感到列宁的那句话好像对我并不适用，至少它有例外。回顾我在这世上渡过的87个365天的生活，主客观矛盾着的思想和事物，不断经历着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运动，主观会反作用于客观，偶然最后还是受制于必然。
我若是在“这间房里”学个歌德，对我原来所爱的音乐来一个歌德式的“断念”（Entsagung），俗话叫“死了心”，倒也罢了，偏偏我对它一直断不了念，死不了心，以致在“**”期间由一位工人师傅主持，由原是同事的一位“革命派女将”当参谋，由一批“革命小将”对我进行了一次所谓“专题批判”，批判我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吹捧”贝多芬，向学生散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提出这件事的目的，并非是秋后算账，而是想证明，我身在非音乐的另所“房间里”，还一直念念不忘音乐、不忘贝多芬。斗我的人要我交代在学生中传播贝多芬的“罪行”，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罪行，相反我把这看作是我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的学生是学德文的，音乐是德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贝多芬是教人奋斗，教人乐观的。我这样做，这有什么错！我当然说不出他们所需要的“低头认罪”的话来。革命小将们不知道贝多芬为何人，这是可以原谅的，但那位受指派的女将是教欧洲文学史的，是我的同事，她应该知道贝多芬是一位以他的音乐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大艺术家，我们中国人称他为“乐圣”。她却带头逼问我：“你交代你现在对贝多芬怎么看？”我以沉默对待她的问题。说实在的，在“**”中受批斗是家常便饭，我凭经验知道在这种场合“沉默是金”，但当时“小将”异口同声大叫斥责我不老实，逼着我一定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