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巴赫金学派与文艺学的“第三条道路”
如前所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奥波亚兹的主要成员们并没有“置若罔闻”，而是努力吸取并尽量迎合。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文坛风气已经与早期大不相同了。经由“拉普”的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坛已经渐渐趋于稳定和统一。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文坛各派势力已经被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所取代，与此同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声喧哗、多部合唱似的局面，渐渐被独白和独唱所取代。混沌走向整一，喧哗走向静寂。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前奥波亚兹成员们在认真反思之后，也相继开始转变方向。其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固有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方面。正如迈克·加德纳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正在凯歌行进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曾经发生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1]
维克多·厄利希——西方著名的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家，罗曼·雅各布逊的及门弟子——在其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的前言中指出：“也许我们应当指出一点，即形式主义‘死’得略有些早，而且至少部分原因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再次陷于沉默不是因为他们思想枯竭了，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持有什么思想都不受欢迎。但是一个批评流派的成就是不能用其寿命来衡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特定运动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或其被允许存在的时间有多长，而在于它是否有效地充分利用了历史给予它的这一机遇期。”[2]
而奥波亚兹成员们最后堪称悲壮的努力，其实就是在尽量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的结果。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写作的文章和著作，也大都体现了这一意图。他于此期出版的《散文论》（通译名，但实际应译为“小说论”）、《关于小说的小说》等，都表现出想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叙事学结合起来的意向。但不客气地说，二者的结合在什克洛夫斯基笔下并不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犹如两张皮，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艾亨鲍姆在此期写作的《青年托尔斯泰》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入文学语境因素，把传主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大大超越了早期那种单纯从文本出发的狭隘视野。特尼亚诺夫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其所著《丘赫里亚》成为苏联儿童文学名著，这似乎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学转向后取得的显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