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在苏联声誉鹊起始于20世纪中叶。那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解冻”时期（Оттепель，1953～1962）：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反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启动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浪潮。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以及爱伦堡的《解冻》犹如“报春的燕子”，报道了文艺界“春天”的来临。“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生存”——在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解冻”持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虽然不免有些滞后之感。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和巴赫金的巨大声望都是“解冻”思潮的产物。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科学院世界文学所里，几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鲍恰罗夫、格奥尔基·德米特里耶维奇·加切夫、瓦吉姆·瓦列里扬诺维奇·科日诺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尔宾——一起联名给身在萨兰斯克的一位“隐士”，郑重地忐忑不安地发了一封信。原来，他们在该所的仓库里，偶然发现一部旧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本以为该书的作者早已不在人世了，也是一次偶然，他们得知此书作者仍在人世，只不过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之地。这就是他们何以会联名发信的原因。翌年6月，此信的4个署名者中，有3个人动身会见这个“活的传奇”和“活的经典”。恐怕连他们自己当时都未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会在多大程度上震撼这个世界。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番举动，一个生不逢时、险些被埋没终生的天才的作家和思想家，才拂掉历史的尘埃，熠熠闪光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此事后来竟然成为轰动20世纪的一次重大事件和文化功勋。这几位学者自己也不曾意识到：他们居然赠送给俄国一位哲学家，一位决定着20世纪自由思想发展之康庄大道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