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言转向”为标志，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业已成为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进入新世纪以来，语言哲学更是成为整个西方人文社科的前沿学科，说语言哲学包揽了西方哲学的全部，这恐怕已经不是什么文学修辞法问题或夸张过度问题了。
如果说20世纪西方哲学是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的话，如果说文学研究最终必将归结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的话，那么，语言，便成为各类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和重心。语言本身、文化、哲学、心理……种种学科中的问题，最后都依赖于对语言究竟如何解读、诠释和阐释。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阐释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20世纪以来的种种思潮和流派，种种理论和学说，无不以语言为其基础。语言从来没有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全都围绕语言来展开。它们的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也是语言。语言犹如新的太阳系，众星环绕着它而旋转。彼得·艾夫斯指出，事实上，早在20世纪的“语言转向”发生前，语言就在社会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92]
在以文学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俄国文化中，作为文化之载体的语言不能不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俄国文化的起源便与西里尔字母体系的创立为始基，任何一国民族的文化都与语言的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俄国文化的千年历史同时也是俄罗斯语言的千年发展过程。文化并不等同于语言，但没有一定语言作载体的文化是从未有过的。语言哲学的奠基人洪堡特指出：“……然而有一样东西性质全然不同，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呼吸’（Odem），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所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若不从语言入手势必会徒劳无功。”语言来源于精神，又反作用于精神。“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语言记录下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存在于世的经验，加之又有自身的组织和规律，于是，它逐渐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一个相对于使用者的客体，或者说，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具体语言都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它源出于人，反过来又作用于人，制约着人的思维和行动。但是，语言影响人，人也影响语言，而且，在人与语言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中，归根结底是人这一方起着决定作用，因为，语言（的形式和规律）产生的作用力是静态的、有限的，而人施予语言的作用力则是动态的、无限的，出自一种‘自由性原则’。换句话说，人类精神可以自由驰骋，不受具体语言约束地进行创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种语言对人来说都不可能形成绝对的桎梏’。”[93]萨丕尔也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化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完成的形式，能表达一切可以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受到个人的无穷的改变，而不丧失它的清晰的轮廓；并且，它也像一切艺术一样，不断使自身改造。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