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者们从把一种特殊功能归属于诗歌语言开始走向一种建基于新奇和后来被不断重复的对于特殊诗歌形式的重复的文学演变理论。既然一种诗歌形式或体裁的新奇性衰减了，那就必须发现一种新的陌生化效应，从而使诗歌语言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气。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则坚持认为，语言并没有什么“类型”上的差别，所有语言形式是在相互协商、协调，一切全取决于语言使用和产生的语境。语言自身包含着一种不断被更新的潜力，因为语言的同一用法只能有一次，更因为情境时时刻刻都在不断流动中，绝不会重复第二次。不但如此，如果语言在连续不断的新的语境下始终都是“独白体的”的话，如果语言始终是“如何说也就如何听”的话，则巴赫金认为在此之后语言会变成“通称”，之后发生变化便是必不可免的了。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中指出，由于这个缘故，“第二类体裁程度不同地出现明显对话化，它们的独白结构随之削弱，对听众作为谈话伙伴产生了新的感觉，出现了完成整体的新形式，如此等等。哪里有风格（语体），哪里就有体裁。风格（语体）从一个体裁转入另一体裁，不仅要使风格（语体）在它所不习惯的体裁中表现异常，而且会破坏或改变这一体裁。”[145]这一论说最为接近形式主义的文学演变理论，但其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陌生化是会经常发生的，而且，会在语言的各个层级上发生。[146]
语言/符号生产中语境的不断变化导致的结果，是正如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所说的那样，是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交际的言语形式修养。每一组同类的形式，即每一种生活言语体裁相对应着自己的一组话题。”[147]社会环境的变化，相应地会导致符号生产的变化。一个人最为社会化的情境——这种处境建基于其真实的社会地位的不同和差异上——自身也在变化，因为真正的社会条件只有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才有可能实现。在“协商”中变化话语本身（或符号的用法本身），其结果就是改变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关系，从而也改变了产生符号的社会条件本身。不仅在符号生产中语言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包含语言的社会现实生活本身也在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