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赫金在其理论著作中没有明确地就信仰问题发表看法，而且似乎还有意回避此类问题，但巴赫金与俄国宗教哲学的历史渊源和深刻关联却是毋庸置疑的。巴赫金刻意回避宗教问题与自身的牵扯，其原因自是不言自明：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政府大规模取缔宗教、消灭宗教、拆毁教堂等运动，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对巴赫金生存策略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巴赫金当年在列宁格勒期间，便以“隐士”闻名于他那个小圈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年巴赫金在十月革命前曾积极参与带有宗教哲学色彩的各类学会组织的活动，但在1928年被捕之际，却也不得不因有染于宗教问题之嫌而受难。所以，鲍恰罗夫在《关于一次谈话和有关这次谈话的若干问题》解释了巴赫金何以会在其著述中对宗教问题有意回避和保持沉默的原因，在于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担心会由于宗教问题而受到迫害。[24]
当前国际学术界在追溯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源流时，与西方思想家的比较往往做得很多也很详尽，但对巴赫金所接受的俄罗斯思想传统，似乎更应该予以优先关注才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虽然巴赫金可能也比其他人更有条件接受西方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位出身于俄国、生长在俄国的思想家，俄国文化才是其思想的母体和土壤，这个主从关系是不容颠倒的。巴赫金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精神和意识是社会以及整个存在的发展的动力因，但他的知性著作却是建立在内在的宗教体验和启示之上的。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原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念毫无关系。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复调小说理论从内在方面来说与作家对于“聚议性”（communality，соборность，一种相互同情、共同负担，集体负罪负责的精神）的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