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展史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屡屡碰撞，从而产生对立、冲突、相交和相融。在科学史上，自然科学曾经一再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提供研究范式。保尔·拉法格记录下了卡尔·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意义极为深长的一段话：卡尔·马克思“在高等数学中找到辩证运动及其最合乎逻辑而又最简洁的形式。他还以为科学只有达到能够使用数学的境界，才算臻于完美”[1]。
但时代进入21世纪以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以前更加复杂多样了。也许，除自然科学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外，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文科学也对自然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制约了它的研究范式？
在曾经启发了“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与思想家们的诸多因素中，来自国外的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时间的转轮把巴赫金学派包括奥波亚兹等的学说送进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场，从而使得这两个学派的学说被再次“语境”化，而与后现代主义发生对话和交流。
那么，后现代主义究竟给国际思想界的舞台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奥波亚兹和巴赫金学派又有哪些思想与其发生呼应和契合了呢？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巴赫金学不但没有稍稍降温，反而呈现出继续走高之势？这是为什么呢？
维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中，针对20世纪初年俄国学术界的氛围曾经这样写道：
到20世纪初一种剧烈的方法论危机开始在各种学术领域里显现。在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人们发现在欧洲理性舞台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有严重缺陷，因而开始对其进行价值的重估。随着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假设被动摇，急剧修正所有科学的逻辑基础开始被提上日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