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普罗普的方法是以从被他当作同一文本的各种变体组成的结节的各种文本中抽取出建基于其基础之上的唯一的文本-代码的话，那么，巴赫金的方法则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起，就与之相反：在同一的文本中不仅划分出各种而且划分出特别重要的不可相互翻译的属文本。从文本中揭示其内在的冲突性。在普罗普的描述中文本倾向于泛时代均衡性：正是因为所考察的是叙事文本，才看得更清楚，运动实际上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围绕着某一几何稳态规范（均衡——均衡的被打破——均衡的恢复）。而在巴赫金的分析中，运动、变化和破坏的必然性甚至隐藏在文本的静态中。因此甚至在它那样一些场合下，即当似乎与情节问题相距十分遥远时它也是情节化了的。因此按照普罗普文本最自然的领域是童话，而对巴赫金来说，则是长篇小说和戏剧了。[132]
而普罗普对于当代叙事学的影响，也理应被汇入整个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学派的洪流和巨潮中来，诚如洛特曼所言：“在进行反驳的同时，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心目中有一个伟大的形式主义情节研究的传统，该传统在什克洛夫斯基、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鲍里斯·艾亨鲍姆和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手中得到了发展。今天，这一传统则鼓舞了除其他人外，还有塞缪尔·查特曼（Seymour Chatman）、杰拉德·杰内特（Gerard Genette）、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等人的‘叙事学’。这一传统中的许多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描述叙事如何通过‘变形’日常生活叙事来‘形成’，尤其是诗歌如何通过改造日常生活语言来‘形成’的。他们发展了如今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技术和概念的武器库：本事、情节、重复、延宕、平行、变形、替换、动机、手法的暴露。”[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