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奥波亚兹在其诞生之初，首先作为其宗旨而宣扬的，就是文艺的自主独立性问题。这在其代表人物维·什克洛夫斯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什克洛夫斯基们喜欢采用象棋打比方：象棋比赛只与象棋本身的规则有关，而与棋赛在哪里——是在船上还是在沙龙里——举行无关。文学是自律系统，是一个自我调节、自我证明的结构。
特伦斯·霍克斯指出：正是这种将文学视为自我调节、自我证明的结构的观点，是“形式主义批评最有活力的地方”。而在结构自身内部，一种结构原则的实施，“是文学艺术永保青春的原则”。“象棋中的马应该如何走动，这和棋赛之外的‘现实’无关，而是和具体棋赛有关”。难怪什克洛夫斯基写于1923年的一本文集就题为《马步》，而艾亨鲍姆的祖父就是一个精通象棋技艺的睿智的犹太人。
应当指出，奥波亚兹对于科学的文学学的执着追求与以前文艺学的状况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9世纪文艺学大多停留在“作家本体论”范畴上，对文艺的研究多数沦落为其他社会和历史学科的附庸。而俄国形式主义则是文艺学最早开始对其自身本体论进行探求的流派之一，它把文学性当作自己的主人公，力图摒弃前此文艺学那种言不及义、“顾左右而言他”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它和国外一些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文艺学流派，有如响斯应的一面。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最终确定结束了其长期以来漂泊无主的地位，为科学诗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在文艺学史上类似于哥白尼式的壮举，在今天看来似乎变得更加明显了。
但奥波亚兹在宣扬其主张时，往往夸大其辞，为了吸引公众关注而不惜放大音量，求得最大的市场效应，这在早期尤其明显。因而，他们的言论往往难免有失周密，而为对手留下攻击的口实。早期什克洛夫斯基等人明确主张艺术独立于生活说，公然声称艺术与生活无关，而和生活一样分属于不同的“系列”。在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看来，与人们一般的见解相反，不是生活决定艺术，艺术反映生活，生活第一位而艺术第二位；而是相反，艺术决定生活，艺术能创造新的生活。什克洛夫斯基曾决绝断言：“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在它的色彩中永远也不会反映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颜色。”[86]这句话成为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口头禅和身份证。在后来的研究著作中，这句话被人们一再引用，成为奥波亚兹成员最易被人抨击和讨伐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