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费孝通先生在为一套翻译丛书[1]撰写的总序中说：“社会学恢复有20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本来是为翻译丛书作序，老先生却深情地提到并寄厚望于“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特别是把这件事与他晚年大力倡导的“文化自觉”、一直强调的“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联系起来，情也殷殷，责也切切！
如今，又有10年过去了，费先生仙逝也已4年了，重温他的教诲，感受到莫大的激励。费先生在90高龄时，尚能有提出“文化自觉”这样的大创造，有“美美与共”这样的大胸怀，有“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样的大构想，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鼓起勇气，做一些应该做而又能够做到的事情。
费先生以及许多老一代、新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寄厚望于“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刻意坚持中外之别，可能首先是出于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解。为什么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在把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同时，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任务，[2]并且身体力行、矢志不渝？为什么费老说，中国社会学应该从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出来？
1999年春节，费老把他新出版的文集《从实求知录》签赠给我，其中有多篇文章谈到社会学中国化。1988年在《旧燕归来》一文中，他谈到“社会学中国化”的含义，“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意思就是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服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