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报上看到王元化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一惊。这位当今中国学界殊为难得的启蒙斗士，悄悄地走了，走了……
近十年来，我很少与元化先生联系，也许是因为武汉离上海太远，不及当年我在浙江时看他方便，也许是我不想扰乱先生的日常起居，让本来一直很忙的先生得以清静。不过，此时，我更多的是自责与懊悔，我还是应该经常地与先生保持联系，人到晚年，也许更看重友情与亲情。
元化先生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时间不长，他在我们心目中更多的是学者，一位品德高尚、学殖丰富、见解超卓的学者、真正的学者。
我认识元化先生还是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那会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久蓄的文艺创造力，猛然喷发，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艺繁荣。首先是小说创作，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接着是长篇小说，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创作的高峰。不仅创作繁荣，文艺评论也繁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文艺评论更繁荣，当时就有文艺评论独立于创作的观点出现。我当时三十出头，供职湖南人民出版社，喜欢文艺理论，也算是文艺湘军的一员战将。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挥我的长处，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让我来编。我记得当时有一套文艺理论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王元化先生的。这本书收入的是王元化先生的一些有关文艺的论文。我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是，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不赶时髦，不追潮流，不随政治，尽量保持学术的品格。我注意到，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不怎么评作品，主要谈理论，涉及较多的是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黑格尔、俄罗斯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我发现他对别林斯基的理论很熟悉。我在“**”期间当逍遥派时，认真地读过《别林斯基选集》，记得这套书的译者是满涛。有一次，我与王元化先生谈到过这本书，他跟我说，满涛是他的朋友，这使我感到一种距离拉近的感觉，王元化先生跟我谈满涛的学问，也谈他的一些遭遇，言谈中充满着对满涛的钦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