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为背景认知自己：也谈影响力的生成
陆建德
我首先要向黄会林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次会议。
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以后，深感我们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话题。刚才麦克雷先生讲到，有一段时期拉丁文对中国文字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要意识到它有漫长复杂的历史，它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杂糅多元的。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很多中国人提出要改造中国文字，鲁迅也有类似主张，他当时学世界语。1949年以后我们成立了文字改造委员会，还出台了简化汉字的方案。我们现在用的中文就是简体字。我们的拼音体系对学习汉语帮助非常大，我们用了拉丁字母，全国发音就统一了，普通话不同于原来的官话。我想强调，在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观点，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并不是自古以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的文字和文化是变化的。
现在讲中国影响力，黄会林教授刚才讲首先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不管人家怎么评论。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影响的焦虑”？美国著名批评家布鲁姆说，每一代作家都是受到前人影响的，他们写作的时候经常希望抵制和抹杀前人的影响，从这方面说，确实存在影响的焦虑。我们现在的“影响的焦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仿佛特别关心这一点：我们有影响力吗？过分关心自己的影响力是不够自信的表现，我们不必为自己的影响力产生焦虑。
一个人投入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彻底忘掉自己，这是可敬的。这样的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问：我有影响力吗？如果有人老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影响力，我只能对他笑笑表示同情。我们应该看看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发生了如何巨大的变化。现在老在讲中国文化怎么走向世界，但是要防止一种态度，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本质，永远不变。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看早期文化，先秦文化就把复仇看得特别重要，或者家庭血缘关系特别重要。有一些复仇的故事家喻户晓，比如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的国家观念是很淡的，当时的游士并没有觉得一定要忠于自己出生地的政权。《赵氏孤儿》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的重复，赵氏孤儿在程婴的保护下没有被杀，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做的是什么？他把当时迫害他家族的人灭族，这又会造成新的悲剧，结尾留下了巨大的遗憾，或者说道德缺陷。这种杀来杀去的血腥故事我们要不要反思？《赵氏孤儿》在国外有几种改编本，都比原本强，结尾对我们非常重要。循环式的复仇故事缺少道德的升华。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有识之士特别善于从其他文化吸取养料反观自己的文化，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中国文化之中，同时要有一种批判性地反观自己的能力。就像法国的散文家蒙田所说的，他经常跟自己对话，他说自己有时候要像一个邻居（或陌生人）那样观察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不能黏合得太紧，不能有一种自恋的倾向。他跟自己的对话诚实而幽默，展现出来的内心世界就特别丰富。如果一个人不跟自己对话，只会唱自己的赞歌，一直赞扬自己怎么怎么好，那么我得说他心理上还不成熟。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有影响吗？”大家应该积极投入自己应做的事情，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