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爽 张耀南
以中华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可谓是“中华之学”。针对并围绕这样一种“中华之学”，迄今为止在学界一共形成了三门所谓的“学问”：一曰“汉学”；二曰“国学”；三曰“华学”。但是，这三门“学问”究竟是否成立，在学界至今仍颇具争议，歧义丛生。
在“汉学”中，存在着一个界定性的问题。且不论“汉学”这一名尚可以指称源于汉代的、在清代被称为“实学”的经史、训诂、考据之学，其本身的界定就很模糊。它到底是专门强调以中华（特别是中华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为研究对象，还是要着重突出其研究主题是西洋人？若是前者，则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汉学”与“国学”（乃至“华学”）又有何区别？它们其实都是以中华作为研究对象的。徒增指称同一实的三个异名，岂不多此一举？
事实上，“汉学”与“国学”总体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它们更应该是近义词而非同义词。[2]若是后者，则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无论把“汉学”这一名还原为西文的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并考察这两个西文的原语，“好像外国人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说法”[3]，即规定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一定是要由他们来研究，中国人不能或不必研究的”[4]；同时，还附带引申出了一个修辞学（而非语用学）的小问题，即“汉学”“海外汉学”与“国内汉学”之辨：
“海外汉学”是中国独有的学术领域，外国没有的。外国人研究“汉学”，不研究“海外汉学”。既然有“海外汉学”，似乎也应该有“海内汉学”或“国内汉学”。……可是，偏偏没有“国内汉学”；不但没有，连“汉学”我们都没有。“汉学”是外国人从事的学术，这门学科本来就是海外的，所以，当“海外”和“汉学”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海外汉学”（overseas Sinology）时，从修辞上说就犯了同义反复（tautology）的毛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