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英国外，诸如德国（如科隆大学）和瑞士（如日内瓦大学）等其他老牌欧洲国家也设立了这样的专业。不仅如此，非欧西地区也出现了Chinese Studies，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专门设有Chinese Studies的研究方向。当然，这种不限于美国的地域扩散，很有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的Chinese Studies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所致，但基于现状的事实，则不得不承认Chinese Studies已经不完全集中于美国了。
第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并非只“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也并非“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丰富的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相反，不少在设置有Chinese Studies专业的高等院校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围绕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以中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作为其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如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安乐哲（Roger T.Ames）、爱丁堡大学的耿幽静（Joachim Gentz）、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劳悦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赖蕴慧（Karyn Lai）、麦考瑞大学的陈慧（Shirley Chan）、悉尼大学的柯艾思（Esther Klein）等。
以上两个问题的现实存在，就连阎氏本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无法回避：
诚然，当下的美国的汉学家也有采用欧洲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和模式从事研究的；同样，在欧洲，也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踏入了美国汉学家研究的路径。这就是21世纪汉学存在的情景。但是，就汉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在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汉学。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18]
因此，基于上述的这些问题，可以再进一步看出，事实上把Sinology翻译成“传统汉学”、把Chinese Studies翻译成“现代汉学”这样两个颇具“传统”与“现代”的代际性之名，也是不恰当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