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的诗文中曾写过这样的传世之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有的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才有行尸走肉之说。可见人的活法大有不同。那些为我们口口相传的人大都有超乎常人的成就：或治国英才领袖群伦，救国民于危难水火；或思想巨擘灵魂泰斗，引领众人走出精神的囚笼。更有佼佼者被尊为“国父”，稍逊者也会被冠以“某某之父”。一个人被家庭以外的人称为父亲，用卡莱尔的话说，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我们此时纪念的“海顿老爹”又不相同，没有开基立业的勋功，也没有泽被后人的发明，只留下一大堆交响曲、四重奏之类的乐谱。在我们这个西乐东渐只有百余年的东方古国，众多的国人对交响曲为何物尚不清楚，那么对“交响曲之父”的认知自然也就云里雾里了。
作为18世纪的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一生算是顺利的，虽然经过磨难，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失败。变声以后被从唱诗班赶出来，他流落在维也纳的街头，住过简陋的阁楼，在街头拉过小提琴，为填饱肚子也给一些有名望的音乐家干一些低贱的活儿，目的是借机学习作曲方面的技能，最终在埃斯特哈奇亲王府邸得以安身立命。后来海顿回忆道：“那时的我被遗忘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因此我必须要一鸣惊人。”随着音乐才华的日渐显露，海顿相继发表了许多作品，收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聘书，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作曲家。晚年的时候，他的创造力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愈加旺盛。在接近七十岁的时候，创作了代表他最高成就的清唱剧《创世记》和《四季》。事业上，作为音乐家的他享有很高的声誉；生活上，有贵族赞助人家族赐予丰厚的退休金，晚年就像歌德与华兹华斯那样，得以安享天年。在西方音乐史上，他的功劳在于奠定了交响乐和奏鸣曲以及现代管弦乐队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海顿就没有后来贝多芬那样的伟大成就。正因如此，才有人称他为作曲家中的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