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历史上争议颇多者，马勒算一个。一个世纪前，他活着的年代，哪里有他哪里就是非不断。他越是不愿意人们把他归到指挥家的行列，人们就越是贬低他的作曲才华，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盖棺定论。一个世纪过去了，到了2011年他逝世一百年的大日子，几乎所有重要的演出场所都在上演他的交响曲，讲座、研讨会、纪念文章铺天盖地，人们众口一词地称赞他的音乐，对时代的超越、后现代的意义如何如何。也许马勒在阴间偷笑，当初人们都做什么去了？套用一句话，那些注定认识马勒的人会认识他，那些不该认识马勒的人永远不会认识他。和朋友一起翻译了《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使我们在聆听他的音乐以外，也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触摸到另外一个有血有肉的马勒，一个非常自我、可爱可恨、纯粹而极端的马勒。
他个子不高，一副维也纳式的德国音乐家的长相，温情时有些像舒伯特，却没有舒伯特那么温文尔雅。罗曼·罗兰说他身上有一种类似小学校长或牧师的气质，似乎有些调侃的语气，受过良好的教育，内向兼带有些神经质也许更为准确。“刮得干干净净的长脸，尖尖的脑袋上披着散乱的头发，太阳穴处发秃，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大鼻子，大嘴，薄嘴唇，深陷的两腮，脸上有一种禁欲主义的、嘲讽而狂乱的表情。”罗曼·罗兰的笔的确有些不饶人。当时在德国，描绘他指挥的剪影漫画贴得到处都是，批评者说他无非是瓦格纳式指挥风格的遗传，除了更为夸张，并没有什么新意。他过度紧绷的身体会突然爆发，那种哑剧式的怪诞，“就像指挥台上的一只被开水烫了的猫”。
马勒毕竟是有才华的，不然也不会一路坐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的宝座。新官上任总是要点火的，他开始了一系列对外对内的改革：过去迟到的观众可以不分时间随意进出剧院，如今只能在表演间歇才被允许入场就座；追捧或者打压音乐家的乐迷也受到各种措施的限制，以免影响演出。直到现在，这些规则都被世界各地的演出场所遵循，只是人们早已忘记了规则的制定者。与此同时，不少深受观众喜爱的独唱家被马勒辞退，在他看来，艺术家首先要忠实于原作，歌唱家偏离原作的随意性应该得到纠正。在他的坚持下，歌剧的制作水准得到提高，乐团的曲目中增添了莫扎特和瓦格纳的比重，瓦格纳歌剧的删节版在他的手里得以复原。公众一度对于马勒的上述改革相当质疑，几乎酿成了社会事件。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极端做法，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他是“暴君”、“魔鬼”、一个“危险的、反人类的改革者”。庆幸的是，相当一批音乐爱好者慢慢开始理解马勒，对他从精神层面上对艺术的无私追求与奉献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