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史学界对苏联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即1949—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6—1969年（珍宝岛事件）；1969—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至今。这四个阶段对苏联史研究的内容和重点有明显不同，结论也有许多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前，我们对于苏联历史，也如同对于苏联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主要是学习、翻译和介绍，还谈不上有多少独立的研究。特别是自从1953年开始，我国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成为重要任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规定为全国干部必读课本。高等学校公共必修的《马列主义基础》课，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本内容。《教程》也是研究苏联史的主要依据。这一期间，也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通史和专史著作，如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1～3卷，张蓉初等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梁士琴科的《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李延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卷，1959年出版），在《学习》杂志、《学习译丛》、《史学译丛》及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发表了一批介绍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文章和翻译资料。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于我国史学界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主要是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方面，至于对这次大会的全面历史评价，在当时远未提上日程。对于苏联历史，开始了初步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如对苏联30年代肃反“扩大化”（当时的提法）的问题。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对苏联现代、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以“九评”（即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9篇系列评论文章）的精神为指导，直到“**”开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