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 契诃夫感兴趣的不是“小人物”的社会地位, 不是他们被抢走的“外套”, 而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契诃夫关注的焦点已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对“小人物”的压迫和欺凌转向人性中固有的丑陋品质:奴性、贪婪、自私、冷漠等。诚然, 传统上认为“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社会制度所致, 这种观点并没有错, 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认为这是导致“小人物”不幸的唯一因素, 就会陷入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小人物”内在人格的缺陷和人性痼疾对自身和他人命运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契诃夫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并公开嘲笑那些在创作中试图美化“小人物”的做法。在给哥哥亚·巴·契诃夫的信中, 他规劝道:“把你那些受压迫的十四等文官丢开吧!难道你用鼻子嗅不出来这种体裁已经过时, 现在只能惹人打哈欠了吗?”基于此, 契诃夫在描写“小人物”上另辟蹊径:他不是在社会体制、社会环境中寻找恶的根源, 而是在小人物身上寻找。这种全新的方法得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小人物遭受“屈辱”的原因竟然在于他们自身, 换言之, 造成小人物不幸的内在原因就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弱点, 这样就使其作品具有表现人类生存问题的普遍性。
契诃夫第一次对小人物持嘲讽态度, 如《小公务员之死》写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惨死。切尔维亚科夫为人谨慎, 性格可笑。一次他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 把唾沫星溅在前座的一位将军的秃头上, 他三番五次地向将军道歉, 还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而对他施加惩罚, 从此心惊胆战, 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便一命呜呼。以往我们认为, 从表面上看, 他是死于过分谨慎, 而在实际上, 他是死于对“大人物”的恐惧和奴性心理, 而这正是由于大官僚们长期的暴虐, 飞扬跋扈和奴役所造成的。在当时的俄国, “大人物”摧残“小人物”是一种普遍现象, 反映着俄国警察制度的本质。现在看来, 小说中死去的不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而是自取其辱、在惊吓中丧失自己的人格甚至是性命的小官吏, 是深重的奴性导致他丧命。台湾有学者指出:“这篇小品的主角是被虐待的, 小心翼翼的小官吏, 但是在契诃夫笔下已成任何时代, 任何场所都可能发生的普遍事件。这种将特殊事件予以普遍化的技巧, 以及描写平凡小人物亦悲亦喜, 龌龊求生的手法, 可说是纯契诃夫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