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杜拉斯作品中震撼人心的情感是来自于自身的生活经历，那么她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却是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获得的。杜拉斯自《厚颜无耻的人》起，就积极努力学习和尝试各种创作，早期是模仿现实主义大家的作品，中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创作方法上都大量借鉴心理小说、存在主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赢得身前身后名的还是“新小说”。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她就以差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1984年《情人》出版，奠定了她在整个世界文坛的地位。她去世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在中国，大众是通过读王道乾翻译的《情人》《琴声如诉》《广场》等经典译本而开始了解杜拉斯的。在《情人》中文版出版之前，《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上已刊登了一些杜拉斯的作品，《琴声如诉》等深受众多读者喜爱。接着，在中国出现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杜拉斯热”。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王道乾译《情人》为发端，当时杜拉斯的《情人》刚刚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加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杜拉斯的“现代”思想、“前卫”艺术都深深地影响着当时刚复苏不久正在寻找新出路的中国文坛，其中包括史铁生、张贤亮、王小波、迟子建等多位作家。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生前多次在随笔中谈杜拉斯及其作品，认为杜拉斯的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并承认杜拉斯对自己的影响。第二次“杜拉斯热”是1992年由梁家辉、玉珍·玛琪主演的电影《情人》为引领，作品由对少数精英作家启蒙影响转向公众和大众层面。如果说第一次影响主要接受杜拉斯小说反道德形态着重表现人的爱恨情欲，并吸收其“新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第二次更多的是学习以自传方式**女性关于自我、原欲等隐匿在女性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主要以林白、陈染、卫慧、安妮宝贝等一批“新生代”女作家为代表，她们大胆地以自白方式**女性各种隐私的做法，无不受杜拉斯作品的深刻影响。卫慧在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品时，毫不犹豫地把杜拉斯的《情人》排在第一位。虹影甚至认为，“中国的女作家都受杜拉斯的影响”。进入新世纪，特别在杜拉斯去世十周年之际，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杜拉斯的系列作品、传记、研究文集，并举行了众多纪念活动，这再一次证明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