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领事》不如《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和《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等作品的名气大，知道这部小说的中国读者也不多，但它仍不失为一本值得读的好书。其原因正如杜拉斯所说，“《副领事》是第一部关于她生活的著作，是一部最难懂的，也最冒险的小说，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描写了不幸。”“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还可以写作。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它。”[28]“这是一本我自己想写的书。”关于那个浑身上下满是虱子的女乞丐，杜拉斯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讲到过，她曾经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提到过：“母亲……最后收养的是个一岁的女孩，是她从路上的一个女人手里买来的，这女人一只脚有毛病，用了8天时间从朗镇来到这里，沿途她一直求人收养她的孩子，她路过的村庄里，人们告诉她：‘一直走到旁代去，那里有个白种女人对孩子感兴趣。’那女人终于来到这块租借地。她向母亲解释说她的孩子是个拖累，使她无法回到北方去，她绝不可能把孩子带到北方去的……她用伤脚的脚尖走了35公里路，为了把孩子带给母亲。……她本想把孩子还给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还年轻漂亮，还想好好地生活，所以固执地拒绝了母亲，母亲只有留下小孩，已经1岁的女孩看上去只有3个月”[29]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母亲收养了这个孩子，但孩子不久便死了。女乞丐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杜拉斯的脑海中。直到她写作《情人》时，又一次触及到这个让她恐惧不安，却又难以释怀的女乞丐：“永隆一条长长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边。入夜以后，这条大街总是空无一人。那天晚上，几乎像每个晚上那样，突然停电了。……于是我拔腿就跑，因为我害怕黑夜。我越跑越快。突然，我似乎听见后面有人跑。我肯定后面那个人正跟着我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边跑边笑，瘦得像干尸一般。她光着脚丫，紧跟在我后面，想把我抓住。我认出了她，她就是镇上的女疯子，是永隆的女疯子。……”[30]1966年《副领事》发表后，杜拉斯在3月23日接受了电视台那位在《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发表时采访过自己的记者皮埃尔·杜玛叶的电视访谈。当记者问到女乞丐是谁，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时，杜拉斯这样说道：“一个跟在后边追我的人。从我……从我10岁那年起，……那时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有一天，她来了，听说我母亲收小孩，她走了几百公里，带来了一个已经无法养活的孩子……”26年后，杜拉斯再次谈到孩子时泪流满面：“我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了我，对我说：‘你去照看她……我没有时间。’我让人喂孩子，我开始喜欢她。有一天，人们发现她死了……我还没能够……（杜拉斯哭了）”“女乞丐一半是女人，一半是野兽，像扔掉熟透的水果一样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她穿越田野，不是寻找自己的孩子，而是把自己永远赶出家门的亲生母亲。”[31]因为贫穷、苦难，才有了孩子的死亡，才有了乞丐和麻风病……杜拉斯又是如何把副领事和女乞丐放在一起的？“副领事确有其人，他是杜拉斯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外交官，才被调往孟买。他叫弗莱蒂，在调职前回巴黎短暂停留，杜拉斯的朋友都见过他。……当时的背景是昂佛尔实验室对精神病患者做一次大型调查，他们建议马兰·卡尔米茨和作家合作，拍摄一部半个小时的影片。第一个主题是酗酒，卡尔米茨想到了玛格丽特，……她很快接受了这项神奇的任务。……但是玛格丽特回到了这个男人的故事上，……”[32]两个真实的故事被杜拉斯用文学糅合在一起：“‘我必须彻底编造一个加尔各答，它的闷热，到处都是风扇，它们像受伤的小鸟发出飒飒的响声，还有一个曾经见到过的年轻女人的爱情。’”杜拉斯在谈到与副领事的关系时这样说：“他朝萨里玛的花园里开枪，里面有麻风病人，有狗。夜晚他朝拉合尔的苦难开枪，因为那里有苦难……”“写副领事。我不得不花了三年时间创作这本书。我不能谈论它，因为任何外来干预，任何‘客观’意见都会将这本书一下子抹去。如果我采用另一种写作方法，一种被修正的写作方法，就会毁掉这本书的写作，毁掉我对这本书的所有思想。”[33]不管是早期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还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女乞丐的故事都属于杜拉斯在叙述家庭或者个人生活中的要素之一，都围绕着其他人的故事。但是在《副领事》中，她却成为主人公，她的故事与副领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是一部压抑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公开的故事，也是杜拉斯心头的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