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新小说究竟“新”在哪里？其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曾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议。西蒙在与《快报》记者谈话时说：“在传统小说中，人们总是认为表现时间的经过只有用时间，我认为这想法幼稚……在我看来，问题不在表现时间、时间的持续，而在描绘同时性。在绘画里也是这样，画家把立体的事物变为平面的绘画。在小说作品中，问题也是在于把一种体积转移到另一种体积中：把一些在记忆里同时存在的印象在时间持续中表现出来。”[2]也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涌入作者脑海的不是某个单一的事物、单一的线索，也不是按时间先后呈现出来的事物、它们的发展线索，而是时间意义已经淡化了的众多事物。顺着小说文本去追踪各个事件、场景的时间关系，会发现好像是在时空的轮回中，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早已经历的一个个“点”（事件、场景），并且从这种角度来看，时间似乎一点也没有流逝。这种写法几乎推翻了小说的时间先后性。过去，人们总是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而西蒙向这种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他要让他的小说像绘画一样摆脱时间的限制而成为空间的艺术，把写小说当做作画，从三维的角度去描写小说里的事件，从而使事件在时空中不断地被重复。
文学批评界普遍认为，西蒙新小说的“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强调写物。新小说派作家反对传统的巴尔扎克式的小说，它们在语言、故事、人物等传统要素上，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抛弃与变革。传统巴尔扎克式小说以故事及人物命运为主要支柱，而新小说则反对有计划地安排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反对刻意地将生活写成连贯集中、惊心动魄的样子，反对塑造典型人物。新小说派作家让故事及人物退居二线，对物的不厌其烦的描写成为小说的中心；他们认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以人为中心，一切以描写人为出发点，从描写人的命运以及故事情节的需要出发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描写，这样就使人和物的界限变得模糊，有意贬低物的地位和作用，把物降低到从属陪衬的地位。就这一点来说，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无法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新小说派作家采用意识流和虚实交错、时空颠倒等手法，对物的世界进行纯客观的描绘，重在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他们否定人类世界有现成的意义存在。西蒙认为，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说，人是渺小而脆弱的，人无法穿透物质世界对人的重重束缚，所以，人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事物的表面，而不能凭主观感情赋予客观世界任何意义。因此，西蒙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演说道：“（我）活到今天七十有三，凡此种种，我还没发现出什么意义来。除非像莎士比亚以后，我想大概是巴特说的，‘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仅此而已”[3]。这既是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也是对19世纪以来非理性主义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