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这一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术语，颇似中国传统的“神韵”、“风骨”、“意境”之类，是一个抽象的、有相当模糊性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风格、艺术风格，指的就是作家的创作所呈现出的整体的面貌和特征。它是难以科学规定的，但又是可以感知、可以描述、可以再现的。
众所周知，优秀的作家作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风格是作家作品主体特征的综合表现。翻译家作为“再创作”者，译文作为创造性的作品，能否像作家作品那样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呢？换言之，翻译家能否通过风格的形成来呈现自己创作的主体性呢？而他的这种风格与原作的风格又是什么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翻译家的理论主张和翻译文学中的实际，两者应是有所区别的。不同的翻译家在理论主张上颇有不同。有人认为翻译家不应有自己的风格，认为那会妨碍原作风格的传达，如施咸荣在《文学翻译杂感》一文中说：“译者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总的说来，我认为译者只能忠实地表达原作的风格，而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因此有些水平较高、态度严肃的译者，觉得自己的文字风格已经定型，因此只选择某几个与自己风格相近似的外国作家作品翻译，把自己文学翻译的对象和范围限制在很小范围内。”[26]他主张翻译家要去模仿作家的风格。郑海凌认为译者谈不上有自己的风格，他说：“关于‘译者风格’的说法是一种误解，而被人们误认为‘译者风格’的东西，是译者的‘自我’的显露，充其量只能算是译者的某些个性特点（或者叫做‘类似于个性的东西’），或者是译者的某种表达习惯，而不是真正的风格。”[27]另一种看法正好相反，主张翻译家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如杨武能先生尖锐地指出：“译家失去了个性，不能发挥主体作用，何来文学，何来艺术，何来创造？果真如此，文学翻译岂不仅只剩下了技能和技巧，充其量只可称作一项技艺活动；译家岂不真的成了译匠，有朝一日完全可能被机器所代替！”[28]有人认为风格是一种自然流露的东西，翻译家不必特别介意，如周煦良先生说：“在通常情况下，它（指风格——引者）好像只是在无形中使译者受到感染，而且译者也是无形中把这种风格通过他的译文去感染读者的，所以既然是这种情形，翻译工作者大可不必为它多伤脑筋。”[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