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之所以具有“再创作”的特征，首先是因为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在中外翻译理论界，曾长期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进行着争论。但如果把“翻译”缩小到“文学翻译”，则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文学翻译是艺术。或者说，文学翻译主要是艺术，同时也有一些科学的成分，如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规则和规律可循。实际上，一切艺术活动都有科学的成分在内，文学翻译也不例外。但文学翻译的本质还是艺术，因为它符合艺术的根本属性，即天才的创造性、创造的个性、主观能动性、不可重复性。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具有相反的特性，即可重复性、可复制性、可再现性、可求证性、纯客观性。事实已经表明，如果不是抄袭，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同一部作品会各有特色，面貌肯定不同。因为文学翻译不可能是科学、客观地对原作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现，是运用目的语（译入语）对原作的“再创造”。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开放性、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形象的多义性、感觉情绪的不确定性、语言表达的诗意的暧昧性等，都为翻译家提供了一定的再创造的空间。而且越是高水平的译者，越是能够在有限的、一定的创作空间中充分发挥他的艺术创造性。因此，归根到底，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创作活动，是模仿与创作、再现与表现的辩证统一。假如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单纯的、被动的模仿原作的活动，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种创造活动，文学翻译家也就不具备创作者的主体身份。鹦鹉学舌式的对原作单纯的、被动的模仿虽然也叫文学翻译，但难以称为“翻译文学”，难以称为“译作”。由于不同的翻译家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不同、翻译的目的与方法的不同，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的程度、创造性的因素的多寡也各有不同，而使文学翻译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有的是“译”而不“作”，有的是“译”中少“作”，有的是且“译”且“作”，“译”而有“作”。罗新璋在《释“译作”》一文中说得好：“文艺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是‘作’，是‘作’的生气充盈并激**于其中。翻译作品的好坏，可读不可读，往往也取决于是否‘作’。取决于‘作’的含金量，取决于‘作’的含金量的粗细高低。”[16]这就点出了“译作”之为“作”的关键。而这个“作”——再创作又决非靠机械的“再现”原文所能济事。为此，罗新璋还提出了“三非”论，他说：“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17]这“三非”以寥寥数语点出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艺术创造的特征，“外译中，非外译‘外’”，译文就不能是外文式的中文，必须是地道的中文，是让中国读者读得懂，而且可以读出美感滋味的译文；“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就是要划清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界限，特别是与科学翻译的界限，译作必须具备“文学性”，不能满足于“精确”，更要追求“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