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与原作家、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是翻译文学中的基本的二元关系，由此形成了翻译家的从属性与主体性这一双重特性。一般说来，翻译家及其译作是依托于、从属于原作家作品而存在的，没有原作家作品，翻译家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译作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作家作品和翻译家译作之间的关系是独立性和从属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家的主体性的认识不足，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其从属性。有人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模仿性活动，只是传达别人的话语信息；翻译家只是一个中介，它只起到“媒”的作用，中介的作用。将“中介”视为“主体”，就不免反客为主，那就好比把“舌头”等同于“脑子”。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在中国翻译传统中，翻译者的主体身份最初是不太被认可的。古代对翻译者的称谓——“寄”、“象”、“舌人”等，都有寄托于主体的客体的含义。据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又说：“刘禹锡在《刘梦得文集》卷七《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说过‘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就表示一般成见以为‘翻译徒’是说不上文雅的。”可见在古代人眼里，翻译者常常只是一个从属的角色。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初兴期，人们虽然重视翻译，但只认识到翻译的工具价值，在翻译与创作价值观上，普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如在当时和后人的眼里，晚清的林纾主要是文学翻译家，但林纾自己不以翻译自夸，却对自己并不太擅长的诗文颇为自负。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还说过：“林纾不乐意被称为‘译才’”；他“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古文’是他的一种创作；一个人总觉得，和翻译比起来，创作更亲切地属于自己”。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曾将翻译家比作“媒婆”。他在《论诗三札》（1921）中，对当时国内存在的翻译与创作的不平衡状况发泄了“一些久未宣泄的话”。他写道：“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凡是外来的文艺，无论译得好坏，总要冠居上游：而创作的诗文，仅仅以之填补纸角。”郭沫若所指的当时文坛这种现象不是不存在，但他将翻译比作“媒婆”，实际上就是不承认翻译的独立价值，不认可翻译家的主体性（好在郭氏后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到了当代，仍有人认为译本只不过是原作的一种替代品。如钱锺书说：“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3]像这样有翻译经验的学者鄙薄翻译的话并不多见，绝大多数谈论翻译的文章都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夫子自道”，他们自身对翻译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而社会上及文学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鄙薄，其主要表现是对翻译文学的“无视”和“无言”。长期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学史中都不提翻译文学，不给翻译文学以应有的位置，这种“无视”和“无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翻译文学的实际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