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翻译界对翻译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即翻译文学的功用论属于翻译文学价值论的范畴。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背景的不同，人们对翻译及翻译文学的要求和期待有所不同，对翻译的功用价值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总体来看，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化过程。
晚清以降，中国连续败于列强手下，处在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忧国忧民的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能保种自强。于是，翻译成了最主要的和最急迫的手段，而文学翻译自然也服从于这一目的。但是，鉴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主要是小说——在传统社会文化生活中“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低下地位，要想让文学翻译担当起这样的重任，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论证文学的作用。清末民初的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如梁启超、林纾、鲁迅、周作人、周桂笙、徐念慈、黄小配等，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1898年梁启超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最早极力推崇西方和日本已有的“政治小说”，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于今日时局者，次第译之”，希望通过“政治小说”的翻译，来影响和参与社会政治。在同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一反传统论调，强调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对世道人心具有“薰”、“浸”、“提”、“刺”的重大作用；而中国固有的小说却只是“诲**诲盗”，成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必须加以铲除。相对而言，西洋小说却是文学的正宗，对国家政治的进步极有裨益。这样，译印域外小说，便是小说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共鸣。也有人明确提出，“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1]说的就是文学翻译在政治方面的前导性作用，也是对梁氏理论的一种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