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季羡林的话，一语道破了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季先生在这里讲的是所有形式的翻译，当然也适用于翻译文学。单就中国的翻译文学而言，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嬗变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前文引季羡林先生所说的“从印度来的水”，指的是古代的佛经翻译。关于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历代学者都有精辟的论述，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1920）一书中写道：
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指《华严》《涅槃》《般若》等——引者注），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之一派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20]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1928）《佛教的翻译文学》一章中认为，佛经翻译文学“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21]他认为，译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影响，至少有三项：一、在中国文学最浮糜、最不自然的时期，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佛教的译经但求易晓，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二、中国固有文学缺乏想象力，像印度人那样上天入地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力表现在佛经翻译中，对于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三、印度文学的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佛经翻译中的小说、戏曲形式、半小说体半戏曲体的作品，散文与韵文的杂糅，对后来中国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