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译和复译这两种译作类型，是依据同一语种的译文首次出现和重复出现而做出的划分。在翻译文学中，某种作品以某一语种的语言被首次译出，就叫首译或首译本。“首译”之后出现的译本，即重复翻译，就叫复译或复译本。有人也将“复译”叫作“重译”，但“重译”现多指同一个翻译家对已翻译过的作品的重新翻译，因此在概念上“复译”与“重译”应该加以区分。
首译本反映了翻译家在翻译选题上的开创性，同时在译文的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传达上，也有开拓之功。首译者所选择的作家作品能否被译入国读者所接受，社会反响如何等都是未知数，因而翻译家在选题上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首译者在翻译时没有现成的译文可供参考，其译文具有不可怀疑的独创性，如果翻译是成功的，则可能会长久左右译文读者对原作家的理解和感受。因而一般地说，首译本在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较高。
复译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情形：第一，同一时期的不同译者不约而同、或有意重复翻译同一作品，形成面貌和品质不同的译作；第二，译者不满足于首译，在借鉴和继承前译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并改正误译，从而推出新的译本，或在复译的基础上再重复翻译，形成了多重的复译。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是普遍存在的译作类型。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首译复译的数量差不多平分秋色。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近一百年来，外国文学中的一流乃至二流的作品，几乎都有复译。少的两三种，多的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譬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司汤达的《红与黑》、奥斯丁的《简·爱》、小仲马的《茶花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纳博科夫的《罗丽塔》、杜拉斯的《情人》、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和《心》、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许多名著有三种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多达十五种以上，《一千零一夜》的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了几百种。复译的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特别是1990年以后，可以说复译成为一种出版风潮，这在世界翻译文学史上恐怕都是少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