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学术史上看，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理论、概念或命题，都需要得到后人不断地修正和阐发，“信达雅”也不例外。“信达雅”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而它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与百年来许多翻译家、译学理论家不断的重新阐释、丰富与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它那简练的单字表述方式及严复在《译例言》中的扼要的说明，也为后人的阐释发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如傅国强先生所强调指出的，“我们今天提‘严复的信达雅说’也好，称之为‘信达雅理论’也好，绝不是、也不应该是仅仅指严复当初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时所做的有限解释，而应当把严复之前、尤其是严复之后翻译界人士对这一思想的阐述、修正和补充意见中那些为翻译实践证明为合理的东西都总结概括进去……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信达雅说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和现代翻译界前辈人士对涉及外中互译、特别是西语与汉语互译活动中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12]
事实也的确如此。严复之后，翻译界及译学理论界不断尝试对“信达雅”作出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从而逐渐深化了人们对“信达雅”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赋予了它新的蕴涵。
首先是对“信达雅”三字各自不同的内涵的理解与阐发。其中，关于“信”字的理解是大体一致的，即指“意义不倍本文”。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忠实”的意思。许多人强调指出，这个“信”字在三字经中是最重要的。如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也认为：“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但是我们必求尽量符合这个理想，在可能范围之内不应该疏忽苟且。”[13]唐人说：“我认为翻译应该绝对地忠实（信）……你若是全盘而忠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有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