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译理论中，有一个概念是equivalence，我国将它译为“等值”或“等效”，在含义上与中国的“神似”、“化境”有些相当，而且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等值、等效加以简单评述，并与神似、化境加以比较，以便进一步突显神似、化境的价值和特色。
1953年，苏联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写道：“有两项原则，对于一切翻译工作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一、翻译的目的是尽量确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读者（或听者）了解原作（或讲话的内容）；二、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他的书1955年在我国翻译出版（李流等译，中华书局版）后影响很大，译界将其概括为“等值论”或“等值翻译”。继费道罗夫之后，苏联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一书于1985年在我国出版（蔡毅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且传播很广。在本书中，他对翻译作了这样的界定：“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认为“‘等值’这一概念应理解为‘带来同一信息’”。他解释道，保持内容不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语际改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表达的全部意义。因此，译文绝不可能同原文百分之百地等值。而“百分之百的等值”，“只是翻译工作者应当力求达到，但永远也达不到的最高标准”。英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的代表、同时也是等值翻译模式最早倡导者之一卡特福德，在他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中，把翻译界定为“将一种语言（原文语言）组织成文的材料替换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译文语言）的成文材料”，认为当原文和译文中的语言单位有相同（至少部分相同）的实质特性时，就构成了翻译中的对等关系。对翻译等效论作出更为系统的论述，在我国影响更大的，要数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奈达提出了“dynamic equivalence”即“动态等值”或译“动态对等”、“灵活对等”的概念，指出译文的“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对等”。译者应该追求的是这种对等而不是同一，但同时又指出，翻译中信息的流失不可避免，绝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以来，欧美的这些“等值”、“等效”的理论在国内相继作了介绍，许多人对此十分推崇，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