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理论是译学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分为翻译文学原理研究和一般翻译文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在我国，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干专著，在翻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鸣。因此，要谈“翻译文学”的理论建构和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翻译学”。
在我国，以“翻译学”为名称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27年，那就是蒋翼振编写的《翻译学通论》，由编者自费出版，上海义利印刷公司印刷。该书是一部翻译课程的教材，只有导言和第12章为编者所执笔，其余是近代名家的论翻译问题的文章的汇编。1951年，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就提出建立“翻译学”，但当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应者寥寥。1971年，张振玉的《译学概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但在大陆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986年，桂乾元先生在《中国翻译》杂志第3期上发表《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一文，提出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应该是：一、基础翻译学要结合中国实际和汉语特点，加工和整理基础翻译理论；二、应用翻译学要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外的东西，使之既能反映又能指导中国的翻译实践；三、理论翻译学要认真总结翻译理论研究史，探讨翻译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四、还应建立发展翻译学，研究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推动译论研究和翻译评论的展开，促进翻译人才的培养。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翻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1988年3月，黄龙教授撰写的英文版《翻译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大陆翻译界第一部有关翻译学原理性质的著作。同年3月，黄龙又出版了中文版的《翻译艺术教程》，内容与《翻译学》基本相同。黄龙的著作涉及了翻译的定义、属性、职能、准则、可译性、等值、神韵、文体及翻译的各类技法、翻译教育问题等，初步尝试形成了翻译学基本理论内容框架。与此同时，谭载喜先生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1]和《试论翻译学》[2]等文章，对翻译学的性质和建立翻译学的意义做了阐述，提出要对“翻译”和“翻译学”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认为“翻译”不是科学，而“翻译学”则是科学；翻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在内容上可分为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三部分。后来谭载喜把自己关于翻译学的思考，集中写进了《翻译学》[3]一书中。在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著述较丰的是刘宓庆先生。他在《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4]和《再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5]等文章中，提出中国翻译理论应该以汉语作为基本的“经验材料”，中国的翻译理论应重“描写”、重对策研究、重对比研究、重传统研究等。他在《文体与翻译》[6]、《现代翻译理论》[7]、《当代翻译理论》[8]、《文化翻译学》[9]等书中，对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在尝试翻译理论体系化、学科化方面、在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面都有所贡献，但他的书似乎缺少些个性化的感觉体悟和理论热情，显得较为平板枯涩，且各书之间互相重叠之处不少。张泽乾先生在《翻译经纬》[10]中，试图将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为“经”，以“翻译观”（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翻译论”（翻译的必然与局限、层次与等级、过程与性质、原则与标准、技巧与技法、风采与风格、欣赏与批评、功能与价值）为“纬”，系统地论述了翻译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张经浩先生的《译论》[11]总结、和提炼了自己的翻译经验，强调翻译理论应为翻译实践服务。乔曾锐先生的《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12]，对可译性问题、直译与意译和翻译标准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方梦之先生的《翻译新论与实践》[13]运用语言学、社会符号学、心理学和思维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采众家学说之长，对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归纳。总之，翻译学的建构和研究在近十多年来相当热门，书名中带“翻译学”或“翻译”字样的专著、教材，据估计，到目前为止不下于五百种（含港台地区）。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更多，每年都超十近百。20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柏然、许钧主编的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青岛出版社出版了杨自俭主编的论文集《译学新探》，书中精选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对译学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