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本批评的缺失与综合性《翻译文学史》的局限
近三十年来，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各种各样、厚厚薄薄的《中国翻译文学史》陆续出版，有的是通史，有的是“20世纪”之类的断代史。这些不分语种、不分国别对象的综合性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研究全面展开的必然表现，也是系统梳理翻译文学纵向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其价值和用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样的综合性“翻译文学史”，也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局限。首先，由于涉及多语种，它不可能由一个、乃至两三个作者来完成，往往需要一批作者共同完成。多人写史，难免在学术思想、知识水平、文字风格等方面参差不齐，若遇上挂名的主编，无法对全书加以细致统稿，便必然杂凑成书，各章节血脉梗阻、文气不畅，很难称为一部统一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这样的“翻译文学史”执笔者，大多没有文学翻译的经验，若加上外语水准低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家，就不敢对翻译家的译作做出分析批评。作为“翻译文学史”基本要素的译本分析，就只好放弃，于是就将“翻译文学史”写成了“文学翻译史”。其特征是没有文本分析，只有关于文学翻译的事件和史料记载的历史。这样的“文学翻译史”大多写翻译家的生平、翻译家的翻译动机、译者自述、原作家对翻译家的影响、译作出版，写得好的还谈到读者的接受情况等。相对而言，这样的文学翻译史比较好写，因为即便不作译本分析，也能把书写得很厚很长。
然而，翻译文学史作为“文学史”，与一般历史著作的不同，正在于它必须以文本分析作为基础。换言之，没有文本分析的文学史不是真正的文学史；没有译本分析的翻译文学史，也不是真正的翻译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