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些作为非主流的学者对“现代化派”所进行的质疑和批驳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芬利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开始对这一学派及其古史现代化的种种主张进行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清算和反思，从而扭转了“现代化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由德国学者布赫和迈尔开始的这场学术争论虽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印记，尤其是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史现代化学派”把很多非学术因素带到了历史研究中，古代的历史被不恰当地利用了，成为了比附和影射现实的注脚，其对学术研究的消极和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看到，这场论争以及“古史现代化学派”在客观上对后来的古典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首先，这场争论激发了学术界对古代经济问题的关注和兴趣，极大地推动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曾经被长期忽视和边缘化的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成为20世纪古典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大量古代经济史研究著作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的认识，尤其是对消除一直被戴在希腊罗马文明头上的理想化的光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这一争论引发和促进了历史学以及相关的各个研究领域的进展，其中既有新理论的产生、新方法的运用和新模式的建立，比如韦伯的“理想类型”和波拉尼的“礼物经济”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也有新问题的提出，比如20世纪兴起的奴隶制、古代人口、城市化、古环境学等新的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地与这场争论有关；最后，正是因为以迈尔为代表的“古史现代化派”把古代和近代做了不恰当的类比，才促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古代经济和古代社会的特点创造了条件[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