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诸侯力政、列国争雄，在这样一个血腥的时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家与家之间争斗不已，人与人之间也进行着智慧与体力的较量。从传统文化中脱胎而来的儒者们，非但没有消沉沦落，反而以更大的努力顽强地从事着维护和改造传统文化的学术理论工作，以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在夹缝中寻找发展的机遇。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虽然未能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是，随着私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学术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儒者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特别是经过与墨家、杨朱等学派的交锋，儒家学派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学术群体。他们拥有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根据时代发展做了必要的调整与改变，特别是又从论辩对手那里吸取了有益的理论营养，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显学。史家称，孟子外出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35]，荀子在齐国稷下“三为祭酒”、“最为老师”，这些都显示了儒者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文化影响力和号召力。
不过，变法改革、富国强兵、纵横兼并，这些仍然是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的当务之急。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变的非常时期，有两类人士对儒家的学说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和批判。一是对社会矛盾极为敏感因而追求超脱的道家之流，二是同样对社会矛盾深怀敏感但却积极投身于改革事业的法家之流。前者不满于儒家汲汲皇皇地为文化和社会发展寻找出路，认为这样的努力是南辕北辙，结果是徒劳的；后者不满于儒家对社会进步的保守态度，认为他们顽固守旧，不利于社会进步。两者在反对、限制，甚至消灭文化，使社会回复到浑朴自然的状态上达成一致，表现了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倾向。但是在理论上，两者却对文化的内在矛盾做了有益的思考和分析，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矛盾性质的理解，贡献同样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