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本刊取名为“跨文化视野”，是全球化或全球地域化这一历史语境及其现实进程的特定产物。究其要义，“跨文化”（transcultural）既是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跨越文化的思想探索。这种学术追求，不仅需要深入理解他者，而且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故以批判思维与建设意向并重的方法，力求在微观或宏观的相互比照中反思他者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审美意识、艺术风尚、伦理范型与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流变及发展。
当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跨文化”可谓一种事实。
远溯西方历史之源，我们看到，以地中海为圆心，欧亚非三洲的文化如百川归海，汇聚于希腊，在对抗、冲突、和解与会通的变奏中，不仅成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辉煌，而且锻造了欧洲文化传统的根基。其中，令西方人感到自豪而又让其彼此博弈的三大“唯一神教”，都无不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实践结果。
反观中国历史之本，我们发现，以长江与黄河为中轴，华夏各地文化如万壑争流，漫溢神州，绵延不已，淀积深厚，使今人亦能觉解其文化传统的精微大义。尤其是东汉之后，佛入华土，儒、道、释三教并立，相育而不相害，构成了盛唐气象的壮美品格，其思想与精神的血脉依然泽被今世。
细察中西文化交通的情形，我们又看到，首先是“中学西传”，然后是“欧风东渐”，最后才是“文化全球化”。中国明代当值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与《易经》——开始和缓“西传”，并被转化为欧洲文化自我建构的内在资源。在欧洲汉学语境下，启蒙之后的欧洲就是“中国之欧洲”（艾田伯语）。晚清至民初，中国遭遇千年未有的“创局”（王韬语），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与政制的暴戾“东扩”，造成了第二次天下道术的裂变。回眸百年，其间惊涛浊浪此起彼伏，中国学统、政统与道统尽遭冲击，致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精神沦落到“融合”与“抵抗”（萨义德语）的尴尬境地，这其中无疑渗透着中国对西方的亲近与疏远的矛盾心态。20世纪中期之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预言变成了现实，欧洲文化重心偏向美洲，其文化精神化为冷酷抽象和幽灵一般的资本逻辑，展开了对世界的新一轮掳夺。不过，这一次却借助国际资本与商品的流动，加快了“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双轮转速。不论我们怀着怎样的矛盾心情来审视“全球化”现象，但无可否认的是，这场通过现代传媒而时刻发生在眼前的跨地域经济与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正在将“中国之中国”与“亚洲之中国”转变成“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