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名来看，《我的耶路撒冷》显然是“我”与圣城“耶路撒冷”之间的对视与对话，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我”（朝圣者或旅行者）为视角，抒发了诗人“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无疑，置身于21世纪初中东局势依旧紧张，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特殊语境中，面对着这块弹丸之地无所不在的历史遗迹（圣城、哭墙、墓园、圣殿山、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民族（以色列、阿拉伯）；核心形象（上帝、摩西、穆罕默德、约翰、耶稣）；特殊物象（石头、弹孔、竖瑟、十字架、明月、乌鸦）；自然场景（加利利湖、肯纳瑞特湖、地中海、死海、橄榄山、圣殿山）等不同寻常的处境中，一个来自儒释道文化传统的诗人“我”，不无悲悯地看到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因信仰的不同和历史的纠葛而引发的战火绵延至今，“耶路撒冷”使得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共同承受了暴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血流遍地，尸骨撕裂，恩怨未了；那些用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之爱的人却无法和平而友好地相处，终日以流血、仇恨、伤害、弹孔、泪水、恐惧、死亡为伴。诗人感到非常困惑、踌躇：“死去他们仍怀抱仇恨/山坡上埋着不一样的信仰……耶路撒冷/墙上仍留有新鲜的弹孔”（《耶路撒冷》）；“这座哭泣的墙上/时间的眼睛依旧流血/上帝未醒/他的儿子们仍在仇恨”（《哭墙》）。诗人哀叹自古以来，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国：“是世界喉咙里的钻石/阿拉伯肋骨中的钉子”（《以色列》）。面对在起源上如同兄弟般的两个民族，却各自以“上帝”或“安拉”之名硝烟不断，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充斥着长达千年的怨恨与血腥、冲突与混乱，诗何以为？诗人能够言说什么？阿多诺那句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依然在敲打我们的灵魂：“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这是每个怀有公义、博爱和怜悯之心的诗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一个危机四伏、暴力血腥、信仰撕裂的时代，诗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