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诺死后，安冬妮四顾萧然，泪流满面，哭喊道：“汉诺，小汉诺，汤姆，父亲和所有别的人！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哎，这是多么残酷无情啊！”（612）这个“再也看不见他们了”的感伤，这个“多么残酷无情啊”的怅然，在小说的叙事中与其说是表达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还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结束。作者通过对一个市民中产家族没落的描写，宣告了更为广泛的没落和终结，宣告了一个远远超出家族范围的文化和社会转折。托马斯·曼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看法》谈到《布》的创作时写道：
我们在时代的困境中研究窘迫的自我的最遥远的精神源头，研究其合法根基和最古老的精神传统，我们寻求辩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何存在，我以何种方式存在，我为何不能、为何不希望把自己变成别的样子？……我是城里人，是中产市民，是德意志市民文化熏陶的子孙……我的祖先不是德国为了显示其城市联邦特征而派遣到全世界乃至远东地区那种纽伦堡工匠吗？我的祖辈在梅克伦堡地区做过市议员，后来迁居吕贝克。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撰写家族史，撰写一部演变成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城市编年史，一部富有德国特色的，可以跟早期市民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提并论的书，我才证明自己远非自己想象地那么不肖。[6]
作者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市民之意识和感情，作者要回归的是先祖们神圣的市民精神，这份深情也是主人公安冬妮·布登勃洛克坚守其市民精神的思想基础。在作品中叙述了在德国社会发展中，作为中流砥柱的市民阶层的沉浮兴衰。小说里第一代的老约翰·布登勃洛克一生锐意进取，理性务实，表现了托马斯·曼所说的“市民性”，亦即体现了社会历史学上的“市民”阶层在其崛起阶段所展现出的崇尚奋斗、积极、富有责任感的品格，是布登勃洛克家族市民精神的典型代表。而他的大儿子约翰·布登勃洛克治家建业的观念出现了僵化，守成守旧；小儿子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更是不思开拓，只知道向家族索要钱款，其市民性精神在儿子们身上已开始衰变。第三代的布登勃洛克们则养尊处优，心里追求的是安适悠闲的生活，其“市民性”人格更是在明显表现出精神上的不强健，意志上的不坚韧。到了第四代的汉诺·布登勃洛克，其性格特征几乎就是“颓废”的代言人，先辈们拼搏时的那种坚忍顽强的精神毅力，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在他身上全都消失不见。布家四代人在市民精神上的没落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对传统“市民”精神在传承过程中渐行渐远的“颓废”心理分析。尼采认为，市民精神从理性到虔诚主义，到多愁善感的敏感，到意志薄弱的没落，其根本原因是原本的精神文化没有薪火相传，从上一代人的敢闯敢干的人生精神，衰变为下一代的宗教情绪，追求安逸，沉溺艺术世界。这一衰颓的过程不正是布家几代人故事吗？托马斯·曼在1950年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做报告的演讲稿《我的时代》就坦承尼采这个“颓废”说是小说《布》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布家一代比一代人变得脆弱、懦弱、胆怯、梦幻、颓丧，就像《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的贾府：“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歌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因此，最后在家人去世，家族败落后，安冬妮追问着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托马斯·曼自己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面对家族的颓唐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